今天是2020年2月27日，距离武汉封城已经35天，距离车洁到武汉参加样品检测工作已经28天，距离陈霞到武汉开展已经社区流调排查也已经22天。实验、调研、撰写，在北京的工作忙碌紧张，但只要空闲下来，心里总在想，现场怎么样了？她们是否安好？
车洁是我们科室最小的姑娘，也是所里第一批派到武汉开展实验室检测的人员。大年初三晚上，看到工作微信群里卢金星书记发出的奔赴武汉抗击疫情召集令的时候我正在山西公婆家。几分钟后就收到了车洁的微信：主任，我报名去武汉。我拿着手机半天没有回复。车洁是个家庭条件优渥，被家人捧在手心里的北京姑娘。她有过敏体质，橡胶手套戴长了，手上会起水泡，平时在实验室总是各种护手霜不离手，结婚四年多了，一直忙工作，最近才准备要孩子，已经请了年假春节后出国旅游。这个时候她要求去武汉一线，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一个多小时后收到了她的第二条信息：主任，我的申请批准了，明天开始培训，近日出发去武汉。“好的，收到。明天我也回北京，咱们北京见”我回复道。
第二天一早，将孩子留给公婆，我和爱人也启程回北京。但山西的高速路已经封了，绕路偏关，一路兜兜转转，经过层层盘查，到北京时已经是第三天了。她们已经出发去了武汉。虽然一再叮嘱她准备个大箱子，生活、防护用品多带些，但终究没能给她送行，很是遗憾，也不知道护手霜、口罩和酒精带足了没有。
到武汉了；没有暖气，很冷；没有实验室；清理库房，打扫卫生，开辟试验区；已经开始检测了......，陆陆续续从不同渠道收到前线的消息。但每次问她情况，回复都是带着笑脸的“一切都好，请主任放心！”第一次看到她前线发回的照片我眼睛湿润了。她穿着防护服站在实验室门口，口罩、护目镜遮住了她的脸，我根本认不出那是不是她，但我能感觉到防护服后面的勇敢和担当。
陈霞是个天津姑娘，也是个6岁孩子的妈妈，率直能干，去年年底结束塞拉利昂6个月的援外工作回到北京。2月5日，所里召集去武汉开展流调工作的人员，科室人员都报了名，在等待所里的决定。我问她，孩子还小，能走开吗？“我可以的，已经安排好了。”她回答地斩钉截铁。从上午的通知到第二天下午的开拔，只有短短一天半的时间，开会，培训，准备物资，匆匆忙忙也没有好好说上几句话，她已坐上了开往武汉的高铁。望着她的背景，我没有车洁走时的忐忑，心里更多的是欣慰。这些我眼里的小妹妹都已经长大了，可以独挡一面撑起一片天了。
武汉，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的地方正是武汉。2009年，在时任所长徐建国院士的带领下，我和同事们到武汉开展新型布尼亚病毒疫情的调查工作。从4月到6月的3个月间，徐院士带领我们到过黄陂，江夏，洪山、蔡甸，走过江汉、江岸、硚口和武昌区的大街小巷。正是在那里，我从心里真正认可了自己是疾控人。我认识到了传染病流行病学调查的重要性，学会了如何和患者家属沟通获得流调的一手资料，也学会了如何和医生护士协作更好的开展传染病的防控。在那里，曾经有徐所长，张主任等一批专业敬业的老疾控人；现在那里又多了车洁、陈霞两位好妹妹，还有卢金星书记，孟双、张雯、王艳、代航、姜海，刘小波等传染病所的26位疾控精英。
35个日起日落，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武汉的疫情，挂念武汉的安危，还有我们在那里的英雄。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乡远去不得，无日不瞻望，肠深解不得，无夕不思量。白居易的诗萦绕心间，我不禁大声念出：待到凯旋时，共话江汉浪。
（细菌耐药组 李娟供稿）
